为iPhone7加班的年轻人 做的再多和他们没关系

孙洪山并不清楚，他所组装的iPhone7正为苹果公司带来怎样的利润。有媒体报道，专业做市场研究的IHS公司曾将iPhone6拆机分析，iPhone6的部件和劳工成本每台在1400元人民币左右，裸机售价却超过4000元人民币，这意味着，每台iPhone6为苹果公司带来接近70%的利润率。

由于部件和劳工成本仅占到iPhone手机售价的30%，这意味着代工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利润空间的狭小。IHS公司的中国区研究总监王阳曾表示，富士康每组装一台iPhone 6，仅有约25元的利润。而组装一台iPhone6，却需要超过600名富士康工人。这是数十万富士康工人们面临的现实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支撑着iPhone手机的庞大产量，以及苹果公司世界第一手机品牌的地位。

组装线上的“新鲜血液”

对于如王国英一样的底层普工来说，尽管苹果公司赚取了绝大部分的利润，但他们仍希望苹果公司多赚钱。“iPhone卖得越好，苹果公司赚得钱就越多，我们才有更多班可加。”

从2014年就在河南富士康工作的王红梅记得，2015年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，是段“穷困潦倒”的时光。“那时厂里说iPhone 6卖得不好，产量下调，根本没班可加，有时一个月只开工两个星期。”王红梅有三个上小学的儿子，那段时间，她整整一个月吃的都是3块钱一个的煎饼。

如今，iPhone7即将上市，郑州富士康又迎来了它的生产旺季。而数千万台的iPhone7生产任务，让富士康一度陷入缺乏工人的状况中。今年7月，郑州富士康加工区厂区中推出了新的奖励条例：每推荐一个亲朋好友入厂，可获得600元的奖金;推荐10人以上入厂则算做“大功”，额外奖励500元。

郑州富士康甚至向河南省政府求助，随后，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官网显示，该集团召开“关于错峰借调人员帮助富士康集团扩大产能”会议，要求下属各煤业公司派工人支援郑州富士康。在郑州火车站，长途车站里，发往富士康的班车10分钟一趟，而在富士康厂区外，十多家店面都打着“富士康直招”的牌子。招聘点的喇叭里反复播放着“在富士康寻找伴侣，在富士康实现梦想”的口号，招聘人员说，“只要是18岁到45岁之间就成，别的没什么条件”。

面试地在加工区内一间约8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中，在这里你能见到各种应聘者：找不到工作、初中没读完的乡村青年，自己买货车跑运输后来被查了的司机，在家里跟老婆吵架一怒之下出来打工的中年农民……这些人看上去大多表情低落，少言寡语。在招聘上，富士康发挥了它一如既往的高效。从笔试、面试、体检到最终录用发放厂牌，一共十多个环节，在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全部搞定。

但这种“高效”颇有些“形同虚设”的意味。笔试前，会有人专门嘱咐“待会儿什么好就填什么”，发放的卷子上，罗列了“我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”、“即使有别人陪伴我也会觉得孤单”等心理测试题目，而按照此前的嘱咐，自然选择的都是“从没有”。

也有例外。在“我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伤心哭泣”一项中，20岁的吴小贝犹豫了许久，最终选择了“有时”。她说，为此，或许是因为这一项选择，她在接下来的面试中，被面试官盘问了5分钟。

在9月9日当天笔试和面试的数百人中，尽管有的人连“60÷12”的算术题都不会，但并没有人被当场淘汰。这些人在经过3天的培训后，就将成为组装线的“新鲜血液”。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，只需要最简单的劳动力。

iPhone 7与他们的青春

在进入富士康之后，无论是王国英还是吴小贝，都听到过一句话，“能生产iPhone7，是你们的荣幸。”起初的3天里，吴小贝确实体会到自豪感——“我生产的是全球最著名的手机”。从没在工厂工作过的她觉得新鲜，“戴着全套防护，头套、手套，像个机器人一样，很酷。”

在经过连续几天11个小时的加班后，她崩溃了。“我的确是在生产最著名的手机，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她发现在流水线上，她真的跟机器人没有两样。一天加班之后，吴小贝蒙着被子哭了一夜。想找人倾诉，但她发现，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车间里，而在流水线上很难与人交谈，“大家都在麻木地工作，戴的防护措施堵住了人的嘴，何况还有严肃的流水线线长在管着你。”

她只能看着流水线上源源不绝的手机零件，机械地将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。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申请，等批准之后，才能有10分钟的时间。人情味淡薄，是很多富士康工人都面临过的困扰。来自河南郸城的孙文在富士康干了2个月，连同宿舍的工人名字都叫不全，只能彼此称呼“虎哥”、“老周”。

“老周”曾找他借了500元， “一个月后的某一天，老周从宿舍消失了，铺盖都收走了。”在富士康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两个柜子，宿舍一个，工厂一个，工人们要买两把锁，锁上值钱的财物。同财物一起锁上的，还有孙文的心，“老周走了之后，在这个厂子里，我不再信任任何人。”

2013年，郑州富士康曾推出一种“静音模式”，员工从进入车间开始，就不允许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，否则就会被开除。后来，随着厂区4天内两人跳楼，该模式被紧急取消。但如今仍然不许大声说话。

还有些东西无法取消。比如禁止带任何金属的物品进入车间的规定。上班时，工人们的手机被锁在车间外的柜子里。车间里甚至连看时间都成为一种“奢侈”。在工厂外的小卖部，一款“消磁手表”颇为热销，很多富士康工人买了这款塑料电子表，靠它计算加班还有多久可以结束。

像王国英一样下班后来网吧的员工不在少数。长盛公寓“那些年网吧”的管理员说，每周一天的休息日，网吧都是爆满。相比之下，加工区厂区员工活动 中心的“图书角”上，只有不到30本书，其中大多是郑州富士康的厂刊。一名现场管理人员说，“书就这么点，基本没人来看，再说也看不懂。”

一本内部出版物名叫《我的组长我的家》，封面的口号写着：“每天努力一点。”但对王国英来说，他面对的不是“努不努力”的问题，而是“即便是再努力也没什么用”的问题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，即便再扔两三年的青春在这，也依然学不到什么技术，到头来，只能去另一个“富士康”。

今年，对王国英来说最大的好消息，或许是他的父母打工攒了些钱，回村里翻修了老家的房屋。但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讽刺，因为父母告诉他，“你在富士康好好工作，攒够了钱，结了婚，也可以回村里盖房子了。”这似乎是他唯一能看清的未来。

（编辑：泉州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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